教化，国家之急务也，而俗吏慢之；风俗，天下之大事也，而庸君忽之。夫惟明智君子，深识长虑，然后知其为益之大，而收功之远也。
光武遭汉中衰，群雄糜沸，奋起布衣，绍恢前绪。征伐四方，日不暇给，乃能敦尚经术，宾延儒雅，开广学校，修明礼乐，武功既成，文德亦洽。继以孝明、孝章，遹追先志，临雍拜老，横经问道。……自三代既亡，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。
及孝和以降，贵戚擅权，嬖幸用事，赏罚无章，贿赂公行，贤愚浑殽，是非颠倒，可谓乱矣！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，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、杨震、李固、杜乔、陈蕃、李膺之徒面引廷争，用公义以扶其危。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、郭泰、范滂、许劭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。是以政治虽浊，而风俗不衰。……当是之时，苟有明君作而振之，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。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，重以桓、灵之昏虐，保养奸回过于骨肉，殄灭忠良甚于寇雠。积多士之愤，蓄四海之怒。于是何进召戎，董卓乘衅，袁绍之徒从而构难，遂使乘舆播越，宗庙丘墟，王室荡覆，烝民涂炭，大命陨绝，不可复救。
然州郡拥兵专地者，虽互相吞噬，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。以魏武之暴戾强伉，加有大功于天下，其蓄无君之心久矣，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，岂其志之不欲哉？犹畏名义而自抑也。由是观之，教化安可慢，风俗安可忽哉！——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八
无论刘备、孙权如何诋毁曹操，也无论后世戏曲舞台如何把曹操涂抹成大奸大恶之臣，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，在曹、孙、刘三位汉末最大的枭雄中，曹操是唯一未曾在生前称帝的。这个现象为喜爱汉末三国历史的人们津津乐道。东汉末年的历史上，有这么一个片断：孙权在长期和许昌朝廷对抗，又和刘备闹翻之后，深感力屈，不得不暂时假意归顺朝廷。孙权在派使者向汉献帝进贡的同时，却又同时派人去见曹操，劝说曹操取代汉献帝，自立为帝。孙权这么做，当然有他自己的算盘。曹操在收到孙权的“劝进表”后的反应，非常耐人寻味，他说孙权这招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。言下之意，曹操一旦称帝，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篡汉贼臣，也就成为了天下英雄的众矢之的。这或许正是孙权乐于看到的局面。当日曹操手下附和孙权、劝说曹操称帝的人还真不少。他们的目的也很明白，曹操升级，自然意味着他们也能跟着升级了。曹操却非常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请求，他比谁都明白这池水的深浅。虽然不称帝，但他还是撂下了一句话：“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！”周文王生前仍然是殷商的藩臣，谨慎地效忠于殷商王朝。但在他的领导下，周民族已经变得非常强大，并且为消灭殷商做好了准备。所以在他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周武王才有可能在牧野之战中击败商纣王的军队，一举消灭商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周文王虽然未曾统一天下，不是周朝的第一任天子，但他却是周朝的实际奠基人。曹操说，如果天命真的眷顾曹氏的话，那自己就做个周文王吧。言下之意，他不会称帝，但他的子孙若有机会的话，可以顺应天命称帝。在他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曹丕果然称了帝，满足了他做周文王的心愿。
曹操为什么不自己称帝？解释的角度可以有很多，司马光却在《资治通鉴》里给出了一个平常人想象不到的理由。司马光反问道，曹操这样性格的人，在他掌握了汉朝的实际权力之后，能做到不取代汉朝自己称帝，难道是因为他秉性忠厚老实吗？难道真是他打心眼里不想做皇帝吗？当然不是！那是为什么？司马光的回答出人意料。司马光说，那是因为他不敢。很多读者可能会不明白，居然还有曹操不敢的事情？他怕的是什么呢？
我们来看一下司马光的论证逻辑。司马光并没有一上来就对曹操拒绝称帝一事本身发表评论，而是回顾了东汉王朝漫长的历史中一个显著的特点：对风俗、教化的重视。评论着重强调了光武帝刘秀对于文教的重视，称他在战争年代就开始留意文教。随后，司马光称赞刘秀的继任者，他的儿子汉明帝，以及孙子汉章帝，都能秉承刘秀重视文教的传统，继续提倡文化、教育，敦励风俗。汉明帝和汉章帝都有儒学老师，他们不仅尊师重道，还亲自出席关于儒学义理的讨论会。这样的氛围下，不仅各个层级的官员都是饱学之士，连皇帝的卫士们都受到尊学重教风气的感染，开始阅读《孝经》，而仰慕中华文化的匈奴贵族子弟来到京都洛阳后，也开始醉心于学术文化。经过这三代皇帝六十余年的倡导，繁荣的文化对社会健康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。无论官员还是平民，都深有廉耻感，不愿在行为举止上触犯伦理、法令。人们把那些品德污秽之人孤立起来，不愿意同他们交往。司马光甚至说，东汉前期的社会风貌，是三代以下（传说中尧舜禹的时代，中国古代学者往往认为那是人类的黄金时期）仅有的，夏商周以后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过它。
可惜汉章帝去世以后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开始出现贵戚擅权，嬖幸（身分低微，却能接近皇帝并盗窃权柄的人）用事。权力分配紊乱及其滥用，必然导致对制度、法令的挑战，导致贿赂与贪腐。问题是，即便面临这样的窘境，东汉王朝还是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时间，而没有立即覆亡。原因在哪里？司马光认为，正是前三任皇帝打下良好的文教、风俗基础，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政治混乱带来的不良影响。敦励风俗六十多年，使得整个社会醇厚而质朴。上层建筑的腐朽，未足以拉垮整个社会。远离政治中心的人们，仍然在和谐、守序的环境中生活。中央政坛的腐败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因此，东汉王朝仍能在中央政治不断出状况的情况下，屹立百余年。即便在政坛核心圈子里，也不是贪腐权力能够一手遮天。在政治运行不正常的情况下，一直有士大夫领袖领导正直的官员和清议，来抵抗乱命，试图拨乱反正。司马光列举了很多这类人的名字。这些人的存在，显然也是东汉王朝一贯重视文教风俗的杰出成果。因此看上去问题百出、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，竟然在大小军阀四分五裂之际仍然没有倒塌。这就是深厚的文教风俗底蕴给与东汉王朝的回馈。
做了这么长的铺垫之后，司马光才开始尝试着解答之前提出的问题，曹操为什么拒绝称帝？司马光的回答简洁而明了：“犹畏名义而自抑也。”这里的“名义”一词，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儒教士大夫所崇奉的名教秩序，及其相关的礼义道德。这是一种软约束力。人们出于对名和义的敬畏，产生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力，阻止自己去做那些破坏“名义”的事。要使这种软约束力产生作用，显然需要大家都尊崇“名义”的深厚社会环境，在这一环境中的人，都珍惜自己的声誉与节操，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为了利益而牺牲更为重要的“名义”。司马光认为，尽管东汉末年是一个混乱的时代，但深厚的社会基础，使得当时仍然存在着对“名义”的敬畏。曹操拒绝称帝，不是能力不足，更不是他真的不想踏上权力的巅峰，而是他仍然被这样的“名义”观深深地束缚着。
司马光从文化的角度解释了曹操的行为，其实也是解释了东汉后期国运。无论大家是否赞同司马光的这一解释，抛开具体的历史细节，他所提出的，一个国家、社会，必须重视文化、重视教育、重视风俗，这一点，的确值得我们深思。强调文化教育对社会稳定、良序发展的观点，直至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